農業補貼，是財政支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定完善相關政策，對農業發展、鄉村振興及農民富裕意義重大。
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補貼力度，有效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產業升級和農民增收。然而，記者在糧食主產區江西的多個產糧大縣采訪了解到，種糧大戶、種植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日益成為糧食生產主力軍，可在現有的補貼政策下，他們卻感到受益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業規模經營的潛力釋放。
多位受訪業內人士建議，根據新的糧食生產形勢適度調整補貼政策，提高政策精準性和實效性，真正體現“誰多種糧食，就優先支持誰”，促進規模經營潛力釋放，進一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誰在多種糧食
隨著土地流轉加快，種糧大戶、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逐漸取代傳統散戶，成為穩產增糧主力軍。
江西省吉水縣是傳統產糧大縣，2020年糧食播種面積達到124.33萬畝。吉水縣農業農村局局長葉太說，目前全縣土地流轉率超過50%，并呈逐年上漲趨勢，高標準農田建設后，有的村莊耕地甚至全部被種糧大戶承包流轉。
“縣里還有些種糧的散戶，但大多是60多歲的留守老人，未來土地集中的趨勢會更明顯。”葉太說。
土地流轉，為機械化作業提供了條件，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在江西省高安市上湖鄉種糧大戶黃敏的機房，擺放著7臺插秧機、2臺拖拉機、2臺收割機和6臺無人機。他告訴記者，現在農村地區勞動力成本高企，全程機械化既能降低種糧成本，又可減少人工需求。
受訪業內人士說，隨著糧食生產規?；M程加快和機械化日益普及，過去針對散戶種糧而制定的補貼政策，已不適應目前的糧食生產形勢，無法有效鼓勵新型經營主體的種糧積極性。
“目前，國家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包括耕地地力補貼、稻谷補貼、社會化服務補貼、農機購置補貼等多種類型。”葉太說，2020年吉水縣發放的耕地地力補貼達6981萬元，稻谷補貼3360多萬元，其中，主要用于鼓勵集約化經營的社會化服務補貼和農機購置補貼分別只有600萬元和1500萬元。
補貼效能感受降低
多位受訪基層干部和種糧大戶反映，國家對糧食生產的政策扶持和補貼力度逐年增加，但考慮到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的實際情況，政策仍有傾斜空間。
一方面，規模經營成本高、融資難，對補貼需求大。
首先，農田基礎設施管護等成本高企。隨著農村勞動力外流，過去靠集體出工維護農田基礎設施的方式已難以持續。吉安市青原區新興糧食專業合作社負責人羅昭明說，合作社流轉農田1.3萬畝，每年到了冬修水利時，要請工人修復機耕道和水毀工程、清理溝渠，畝均成本30元左右，一些偏遠的山區田塊甚至達到60元每畝。
“合作社每年在農田基礎設施管護上的投入達40多萬元，成為成本支出的大頭。”羅昭明說。
其次，相比高投資，集約經營面臨融資難。在萬年縣陳營鎮南崗村，種糧大戶胡風勝的合作社承包了1400畝農田，同時購置了各類農機和烘干設備，近幾年累計投入已達上千萬元，但融資始終是“老大難”。每年交付田租時，常為籌集現金東奔西走。
“貸款需要抵押物，但是農機和烘干設備不能抵押。目前通過信用貸款只貸到25萬元，對合作社上千萬元的投資而言，猶如杯水車薪。”胡風勝說。
另一方面，現有補貼政策對規模經營考慮不足。
一是，有些類型的補貼力度有待提升。以社會化服務補貼為例，托管服務可以將耕、種、防、收等作業環節委托給社會化服務組織，種糧大戶需求較大。
“但全縣提供機插服務的合作社不到5家，提供飛防服務的經營主體全年作業面積，加起來只占全縣總播面的20%。”江西省余干縣農業農村局種植業科科長湯獻祖說，由于目前全縣支持社會化服務的補貼資金只有300萬元，如果補貼力度更大，可以鼓勵引導更多新型經營主體參與。
二是，有些類型的補貼還需精準細化。江西省奉新縣田源豐農業農民專業合作社2019年為擴大種植規模，一次性購買了14臺插秧機，除去農機補貼花費了70多萬元。
“其中涉及農機補貼，對于功能相同的農機，質量好的和質量差的、進口的和國產的，在額度上沒有區別。”合作社負責人何東霖說，性能好的農機使用年限更長，作業效率更高，如能按照價格比例進行補貼，為升級生產工具提供支持，將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
此外，部分種糧大戶反映，一些有利于提升作業效率的創新型農機產品，推廣中面臨瓶頸。羅昭明說，以農用無人機為例，市場新研發的無人機產品要進入國家補貼目錄必須經過相關部門“推廣鑒定”，期間沒有補貼。出于控制成本的考慮，種糧大戶往往放棄采購，這也不利于新設備和新技術的推廣。
政策設計待完善
受訪業內人士建議，在繼續保持補貼投入力度的同時，增強補貼政策的指向性、精準性和實效性，逐步完善政策設計，確保補貼資金用于農業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和關鍵領域。
一是補貼導向應向適度規模經營重點傾斜。江西省泰和縣糧食購銷總公司負責人何曉昭等人建議，補貼政策要鼓勵引導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開展機械化生產和集約化經營，補貼資金向工廠化育秧、機插、飛防、烘干等社會化服務環節傾斜，加快建立社會化服務供給體系，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輻射帶動能力，從而提高糧食生產的效益。
二是補貼資金“化零為整”，重點實施專業性補貼。羅昭明等人表示，對大戶來說，每畝幾十元的稻谷補貼如同“撒胡椒面”，建議將補貼資金用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等領域，提高補貼資金的集中度和精準性。比如，可向農田水利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傾斜，分類分批次補齊田間基礎設施短板，完善小農水管護機制，提升農業抵御災害能力。
三是補貼政策考慮規模經營成本提升帶來的多元風險。受訪基層干部認為，伴隨投入成本的攀升，新型主體面臨的糧食生產風險增加。加大政策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力度，尤其應完善遭遇極端氣候的保險理賠制度，提高保費補貼比率及保險金額，增強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分散轉移糧食生產風險。
四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調整農機補貼政策。受訪業內人士認為，農機補貼應調整優化支持方向，提高政策適用性，一方面鼓勵引導企業新研發的技術設備的應用推廣，縮短新型農機具納入補貼范圍的周期，促進創新產品的普及應用，推動農機從重視數量到重視質量的轉變。另一方面，從種糧大戶的實際需求出發，尊重使用者意愿，給予地方確定品目更多的靈活性，根據不同農機產品性能確定不同的補貼比例，讓真正有用的產品得到推廣。
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補貼力度，有效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產業升級和農民增收。然而，記者在糧食主產區江西的多個產糧大縣采訪了解到，種糧大戶、種植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日益成為糧食生產主力軍，可在現有的補貼政策下，他們卻感到受益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業規模經營的潛力釋放。
多位受訪業內人士建議，根據新的糧食生產形勢適度調整補貼政策，提高政策精準性和實效性，真正體現“誰多種糧食，就優先支持誰”，促進規模經營潛力釋放，進一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江西省宜春市萬載縣雙橋鎮清城村，農戶駕駛收割機收割水稻
誰在多種糧食
隨著土地流轉加快，種糧大戶、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逐漸取代傳統散戶，成為穩產增糧主力軍。
江西省吉水縣是傳統產糧大縣，2020年糧食播種面積達到124.33萬畝。吉水縣農業農村局局長葉太說，目前全縣土地流轉率超過50%，并呈逐年上漲趨勢，高標準農田建設后，有的村莊耕地甚至全部被種糧大戶承包流轉。
“縣里還有些種糧的散戶，但大多是60多歲的留守老人，未來土地集中的趨勢會更明顯。”葉太說。
土地流轉，為機械化作業提供了條件，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在江西省高安市上湖鄉種糧大戶黃敏的機房，擺放著7臺插秧機、2臺拖拉機、2臺收割機和6臺無人機。他告訴記者，現在農村地區勞動力成本高企，全程機械化既能降低種糧成本，又可減少人工需求。
受訪業內人士說，隨著糧食生產規?；M程加快和機械化日益普及，過去針對散戶種糧而制定的補貼政策，已不適應目前的糧食生產形勢，無法有效鼓勵新型經營主體的種糧積極性。
“目前，國家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包括耕地地力補貼、稻谷補貼、社會化服務補貼、農機購置補貼等多種類型。”葉太說，2020年吉水縣發放的耕地地力補貼達6981萬元，稻谷補貼3360多萬元，其中，主要用于鼓勵集約化經營的社會化服務補貼和農機購置補貼分別只有600萬元和1500萬元。
補貼效能感受降低
多位受訪基層干部和種糧大戶反映，國家對糧食生產的政策扶持和補貼力度逐年增加，但考慮到規模化和集約化經營的實際情況，政策仍有傾斜空間。
一方面，規模經營成本高、融資難，對補貼需求大。
首先，農田基礎設施管護等成本高企。隨著農村勞動力外流，過去靠集體出工維護農田基礎設施的方式已難以持續。吉安市青原區新興糧食專業合作社負責人羅昭明說，合作社流轉農田1.3萬畝，每年到了冬修水利時，要請工人修復機耕道和水毀工程、清理溝渠，畝均成本30元左右，一些偏遠的山區田塊甚至達到60元每畝。
“合作社每年在農田基礎設施管護上的投入達40多萬元，成為成本支出的大頭。”羅昭明說。
其次，相比高投資，集約經營面臨融資難。在萬年縣陳營鎮南崗村，種糧大戶胡風勝的合作社承包了1400畝農田，同時購置了各類農機和烘干設備，近幾年累計投入已達上千萬元，但融資始終是“老大難”。每年交付田租時，常為籌集現金東奔西走。
“貸款需要抵押物，但是農機和烘干設備不能抵押。目前通過信用貸款只貸到25萬元，對合作社上千萬元的投資而言，猶如杯水車薪。”胡風勝說。
另一方面，現有補貼政策對規模經營考慮不足。
一是，有些類型的補貼力度有待提升。以社會化服務補貼為例，托管服務可以將耕、種、防、收等作業環節委托給社會化服務組織，種糧大戶需求較大。
“但全縣提供機插服務的合作社不到5家，提供飛防服務的經營主體全年作業面積，加起來只占全縣總播面的20%。”江西省余干縣農業農村局種植業科科長湯獻祖說，由于目前全縣支持社會化服務的補貼資金只有300萬元，如果補貼力度更大，可以鼓勵引導更多新型經營主體參與。
二是，有些類型的補貼還需精準細化。江西省奉新縣田源豐農業農民專業合作社2019年為擴大種植規模，一次性購買了14臺插秧機，除去農機補貼花費了70多萬元。
“其中涉及農機補貼，對于功能相同的農機，質量好的和質量差的、進口的和國產的，在額度上沒有區別。”合作社負責人何東霖說，性能好的農機使用年限更長，作業效率更高，如能按照價格比例進行補貼，為升級生產工具提供支持，將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
此外，部分種糧大戶反映，一些有利于提升作業效率的創新型農機產品，推廣中面臨瓶頸。羅昭明說，以農用無人機為例，市場新研發的無人機產品要進入國家補貼目錄必須經過相關部門“推廣鑒定”，期間沒有補貼。出于控制成本的考慮，種糧大戶往往放棄采購，這也不利于新設備和新技術的推廣。
政策設計待完善
受訪業內人士建議，在繼續保持補貼投入力度的同時，增強補貼政策的指向性、精準性和實效性，逐步完善政策設計，確保補貼資金用于農業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和關鍵領域。
一是補貼導向應向適度規模經營重點傾斜。江西省泰和縣糧食購銷總公司負責人何曉昭等人建議，補貼政策要鼓勵引導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開展機械化生產和集約化經營，補貼資金向工廠化育秧、機插、飛防、烘干等社會化服務環節傾斜，加快建立社會化服務供給體系，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輻射帶動能力，從而提高糧食生產的效益。
二是補貼資金“化零為整”，重點實施專業性補貼。羅昭明等人表示，對大戶來說，每畝幾十元的稻谷補貼如同“撒胡椒面”，建議將補貼資金用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等領域，提高補貼資金的集中度和精準性。比如，可向農田水利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傾斜，分類分批次補齊田間基礎設施短板，完善小農水管護機制，提升農業抵御災害能力。
三是補貼政策考慮規模經營成本提升帶來的多元風險。受訪基層干部認為，伴隨投入成本的攀升，新型主體面臨的糧食生產風險增加。加大政策性農業保險保費補貼力度，尤其應完善遭遇極端氣候的保險理賠制度，提高保費補貼比率及保險金額，增強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分散轉移糧食生產風險。
四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調整農機補貼政策。受訪業內人士認為，農機補貼應調整優化支持方向，提高政策適用性，一方面鼓勵引導企業新研發的技術設備的應用推廣，縮短新型農機具納入補貼范圍的周期，促進創新產品的普及應用，推動農機從重視數量到重視質量的轉變。另一方面，從種糧大戶的實際需求出發，尊重使用者意愿，給予地方確定品目更多的靈活性，根據不同農機產品性能確定不同的補貼比例，讓真正有用的產品得到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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