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但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一座座城市不斷興起，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農村發展的問題。十九大報告首先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其后《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和《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先后印發。2021年2月，《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發布，這是21世紀以來第18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隨后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掛牌。2021年3月，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21年4月，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鄉村振興促進法》。

       本文從多重角度實證考察了世界農業發展的基本規律，將之與中國進行比較，尋找中國農業發展的規律性與特殊性，并結合數字經濟大背景探討我國城鄉發展和全面鄉村振興的戰略機遇與最優路徑。

一、世界農業農村發展的規律特征

       從人口結構的角度看，“二戰”后至今，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總體上呈大幅下降的趨勢。如圖1所示，在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上世紀50年代時即已降低到較低水平，現在緩慢下降到20%左右，日本因老齡化等原因成為2020年農村人口占比最低的國家，目前農村人口占比僅不到10%。韓國作為后發國家的典型代表，其農村人口占比初期與世界最不發達國家間的差異并不大，60年代末開始快速下降，90年代初即已經達到與發達國家等同水平。最不發達國家的農村人口占比同樣在不斷下降，但下降速度相對較慢，且截至目前農村人口占比仍然很高，在65%左右。中國作為“二戰”后農村人口占比最高的國家之一，在改革開放后農業人口占比下降越來越快，近十年來已經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仍呈現下降趨勢。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3.89%，也就是農村人口占比為36.11%。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of the United Nations，FAO）的預測數據，2021—2050年間世界農村人口所占比重將持續降低，預計到2050年時將下降到31.76%。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農村人口占比也將延續下降趨勢，預計2050年時，美國將下降到10%左右（11.13%），韓國和歐盟28國下降到15%左右（分別為14.61%和15.60%），日本下降到5.44%，最不發達國家也將下降到50%左右（58.54%），中國則下降到20%左右（19.21%）。也就是說，到2050年時，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之間仍將存在5%—15%的差距，但同時也將比世界平均水平和最不發達國家分別低10%和30%的空間。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世界農林漁業（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同樣也呈現出大幅下降的趨勢，從1970年的9.08%下降到2019年的4.04%。如圖2所示，最不發達國家的農林漁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長期較高，經過近五十年的發展仍處于農業國水平；韓國在80年代前農業國的屬性比較突出，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很高，后作為后發國家的典型，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漢江”奇跡見證了其農林漁業占比快速下降；而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DP中長期占比低，分別從1970年的6.05%、5.54%和2.34%下降至2019年的1.45%、1.17%和0.82%。與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的農林漁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然偏高。截至2019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18%，比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高約5.6%—6.4%，這也就意味著，未來中國的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仍有3%—6%的下降空間。

       世界農林漁業發展表現出巨大的差異性，這不僅體現在圖2的產業結構差異中，而且還體現在如圖3所示的增長率差異中。從第一產業增長率的箱體圖可以看出，屬于后發國家的韓國以及農業稟賦好的農業強國歐盟、美國長期增速平均值高且波動大，反而是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最不發達國家的增長波動率長期較小。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農林漁業的長期增長率較高但波動性較小。農業發展長期來看受周期的影響較強，因農業生產的波動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其增長性、過分強調穩定是不可取的，高波動是農業發展的普遍特征，短期的農業周期波動并不影響農業長期增長。

       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勞動力總量的比重隨經濟的增長逐漸下降是世界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變遷的基本趨勢之一。利用世界銀行提供的世界各國1960—2019年農業產值占GDP比重與人均GDP的面板數據，繪制散點圖及其擬合線，其中人均GDP為對數形式，結果如圖4所示。可以發現，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各國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呈現出穩定的快速下降趨勢。類似的結論在就業結構中同樣成立。同樣利用世界銀行提供的世界各國1991—2019年農業就業人員數占勞動力總量比重與人均GDP的面板數據，繪制散點圖及其擬合線，其中人均GDP為對數形式，結果如圖5所示。可以發現，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各國農業就業人員數占勞動力總量的比重呈現出穩定的直線下降趨勢。

       但是，同樣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占勞動力總量的比重下降，并不意味著農業效率的降低。同樣利用世界銀行提供的世界各國1991—2019年農業勞動生產率與人均GDP的面板數據，繪制散點圖及其擬合線，其中農業勞動生產率和人均GDP均為對數形式，結果如圖6所示。可以發現，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各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穩定的直線上升趨勢。

二、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規律特征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鄉村人口變化呈現出明顯的四個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為1949—1961年，這一時期鄉村人口數量緩慢上升，占總人口的比重則逐漸下降。第二階段為1962—1977年，在該時期中鄉村人口數量迅速增長，但是占總人口的比重則長期保持在82%左右的水平上。第三階段為1978—1995年，在此期間鄉村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減慢，占總人口的比重也逐步下降。第四階段為1996年—至今，鄉村人口數量逐漸下降至新中國成立初期時的水平，占總人口的比重也進一步下降至36.11%。由此可見，在前三個階段，鄉村人口數量及其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趨勢是相背離的，進入第四階段后，兩者開始呈同向變動趨勢。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快速提高，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提高，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波動下降。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改革開放從農村率先開始，農村經濟快速發展，該段時間內第一產業增加值所占比重有明顯階段性提升，其后隨著中國經濟的全面崛起，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波動下降，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50.49%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7.65%。第一產業的增長率而言，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90年代初，這一時期內第一產業增長率呈波動上升的趨勢；從90年代初進入第二階段，在這一時期里，第一產業的增長率呈波動下降趨勢。

       前文已述，從整體上看，中國第一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更進一步地，本文利用國家統計局提供的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1949—2019年的面板數據，考察各省第一產業占比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其中人均GDP取對數形式。如圖9所示，隨著人均GDP的提高，第一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呈現出沿著曲線穩定下降的趨勢。同樣地，可以考察第一產業就業占勞動力總數的比重隨經濟增長的變化情況。如圖10所示，第一產業就業占勞動力總數的比重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呈現出直線下降的趨勢特征。

       利用各省歷年統計年鑒和《新中國六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中提供的1949—2019年的面板數據，可以進一步考察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隨經濟增長的變動趨勢，其中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和人均GDP均取對數形式。如圖11所示，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隨著人均GDP的提高，呈現出穩定的直線上升特征。

       從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較的角度來看，如圖12所示，中國以第一產業為基準的，二三產業名義勞動生產率從新中國成立以后呈現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又下降的兩個波峰形態。第一個波峰出現在改革開放前：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拉大了三大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差異，第二產業較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最高時也多出50%；改革開放后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改革，我國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從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后，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制造業得到優先發展，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也迅速提高。新世紀以來，隨著城鄉二元對立政策的逐步取消，勞動力自由流動越來越便捷，三次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逐步縮小：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逐步趨同，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但目前二三產業仍然是第一產業的四倍左右，農村地區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有廣闊的空間。相比較而言，如圖13所示，美國與我國情況相似，二產和三產的勞動生產率長期保持一致。美國二三產勞動生產率長期高于第一產業，但經歷了快速下降期后，從2000年開始，二三產業相對于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長期保持在1.5左右。

       從我國的經濟發展歷程和發展階段來看，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高于第一產業是正常的，而從趨勢上來看，未來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有快速增長的趨勢，二三產業相對于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則會下降到2以下。因此，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仍然有較大提升空間，農業現代化、數字技術與農業深度融合，將使我國農業發展充滿機遇。

       比較圖1—12可以發現，在世界范圍內，農業農村的發展隨著經濟增長呈現出四個穩定的趨勢特征。一是“二戰”后至今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呈大幅下降趨勢；二是第一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隨經濟增長而呈曲線降低；三是第一產業就業占勞動力總數的比重隨經濟增長而呈直線降低；四是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隨經濟增長呈直線上升的特征。整體而言，我國農業農村的發展基本符合世界農業農村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相對發達國家而言，第一產業就業占比和產值占比分別相當于韓國上世紀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的水平，與世界前沿國家美國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勞動生產率仍不及韓國上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二三產業相對第一產業的名義勞動生產率仍然較高，與美國相比也存在較大差距，未來仍有較大的優化空間。

三、中國城鄉發展比較

       我國農村地區經濟基礎長期以來較為薄弱。如圖14所示，從新中國成立后到70年代結束，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長期處于200元以下，物質生活水平匱乏。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推進和社會經濟發展，農村居民的收入得到提高，但總體水平仍然較低。到2009年，我國農村人均純收入首次超過5000元，十八大以后，隨著扶貧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到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首次到達1.6萬元。

       從城鄉對比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后我國城鄉收入比呈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趨勢。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率先發展，我國從80年代初期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最低時城鄉收入比達1.83；此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城鄉收入比最高在2007年高達3.14，城鄉二元對立矛盾尖銳。從2007年以后，隨著農村工作不斷推進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開展以及近年來脫貧攻堅政策的持續落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到2019年已經接近2.5倍水平，且未來差距有進一步縮小的趨勢。

       對比發達國家情況，以美國和日本為主要代表，可以發現，城鄉二元對立并非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獨有現象，而是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規律。如圖15—16所示，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農業生產的相對收益快速降低，美國在快速工業化時期，非農與農業收入比最高達2.5，日本的峰值超過3.1。隨著工業化進程的逐步實現與放緩，工業反哺農業，農業收入也在逐步提高，美國和日本城鄉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收窄過程，最終二者收入差距基本消失，實現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收入統一。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持續推進，新型工業帶動農業現代化發展，城鄉差距逐步縮小，農村地區勞動力將面臨一個勞動收入長期提高的過程。

       從農村的消費情況來看，微觀消費數據和宏觀消費數據的結論是一致的。在微觀層面，如圖17所示，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與農村人均純收入均呈快速增長趨勢，且二者增長路徑相似；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也同樣呈現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趨勢。隨著近年來農村的快速發展，城鄉居民消費比已經從2003年的3.21下降到2020年的1.97，且同樣呈現下降趨勢。

       在宏觀層面，縣及縣以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地區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如圖18所示，改革開放后我國縣及縣以下的農村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總體不斷提高，增速在進入21世紀后進一步加快；農村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所占比重則呈現波動下降，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農村地區商品供給的缺乏農村社消占比下降較快，進入21世紀以后，整個農村社消占比總體較平穩，農村和城市在消費端協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打響脫貧攻堅戰以后，農村消費力提升，社消占比上升，未來鄉村消費充滿潛力。因此，無論從微觀人均數據還是宏觀總量數據來看，農村消費未來增長潛力更足。

       根據上文中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鄉消費差距，本文在此進一步提出“城鄉消費收入比”的概念，用以衡量城鄉居民的消費意愿的差異，因此，也可以將其稱之為城鄉消費收入傾向，計算公式如下：
       城鄉消費收入比或城鄉消費收入傾向以“1”為分界線，當城鄉收入比大于1時，表明農村居民比城鎮居民的消費意愿更強烈；反之，則表明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具有更強烈的消費意愿。如圖19所示，城鄉消費收入傾向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又上升的波動特征，而且從1999年開始，城鄉消費收入傾向開始持續上升；從2005年開始，城鄉消費收入比長期大于1，這得益于越來越完善的農村保障體系，農村居民的消費意愿相較于城鎮居民更強。隨著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我國農村居民比城鎮居民越來越“更敢消費”，未來農村地區超前消費、主動消費的趨勢將愈發明顯。

       我國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表現在收入和消費的差距上，還突出體現在城鄉公共服務供給的差距上。教育和醫療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務，與基本民生息息相關。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城鄉差異是結構性的。如圖20所示，無論是在中學還是小學方面，城市學校規模均遠高于農村學校。1980年以來，農村小學規模相對穩定，從平均每校約145人緩慢增長到2019年的287人；農村中學規模則經歷了先升后降的變化過程，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達到峰值約為平均每校855人，此后又逐漸下降到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城市由于人口的聚集效應，小學規模大幅度提升，從1984年的平均每校約210人上升到2019年的約658人；中學規模則經歷了先略有下降后逐步增長，再緩慢下降又逐步增長的復雜過程，整體來看，中學規模從1984年的平均每校544人增長到2019年的1092人。城鄉中小學規模的這種變化，尤其是2000年以來農村中學平均規模的不斷縮小，也從側面印證了農村人口的流失。

       從城鄉校均師資的比較來看，如圖21所示，無論是在中學還是小學方面，城市學校的校均師資均遠高于農村學校。1980年以來，農村小學校均師資從5.35增長到2019年的20.52，中學校均師資從21.34增長到2000年的42.58后，便長期維持在這一水平附近，近20年來農村中學校均師資幾乎沒有明顯增長。城市小學校均師資則從1984年的8.07增長到2019年的37.64，同期中學校均師資也從31.67大幅上漲至87.25。

       從城鄉生均師資的比較來看，城鄉差異相對較小。如圖22所示，城鄉中學生均師資和城鄉小學生均師資的變化基本一致，而且從2006年開始，農村中小學的生均師資同步超過城市中小學。即以生均師資衡量的人均教育水平農村已經超過城市。

       總體來說，圖20—22清晰地刻畫了我國城鄉教育之間的差距：城鄉教育差距并不主要體現在數量上，更多的是在質量上。城市的學校規模越來越大，聚集的老師越來越多；農村教育雖然在人均水平上保持與城市同步，但其規模越來越小，師資也不斷流失，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不容忽視。

       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不僅體現在教育領域，而且在醫療領域同樣明顯，圖23—25清晰地顯示出了這種差距。如圖23所示，城市人均醫院數（以每萬人醫院數衡量）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逐漸下滑，并在2017年隨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城市人均占有醫院數量出現大幅滑落，首次低于農村人均醫院數，而農村人均醫院數一直保持相對平穩的發展趨勢。

       對比城鄉人均床位數和人均醫生數，則可以發現與人均醫院數不同的結論。如圖24所示，農村人均床位數（以每萬人床位數衡量）在2005年之前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1985—2006年的二十年時間里幾乎沒有明顯增長，2007年以后才開始緩慢增長。城市人均床位數則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1985—1994年間逐步增加，同時引致城鄉人均床位數差距的擴大；1995—2006年間逐步減少，城鄉人均床位數的差距也隨之縮小；但是2007年以后，城鄉間人均床位數的差距又開始進一步擴大，雖然在2017年時隨著醫院合并，出現暫時的大幅下降，但是從后續走勢來看，城鄉間人均床位數差距擴大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根本逆轉。

       城鄉間人均醫生數的差距呈現出與城鄉間人均床位數的類似的特征走勢。如圖25所示，農村人均醫生數（以每萬人醫生數衡量）在1985—2001年間緩慢增長，然后從2007年開始增長速度加快，城市人均醫生數則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趨勢。從圖25中也可以觀察出，2007年以后城鄉人均醫生數保持基本相同的增速，因此城鄉間人均醫生數并沒有顯著擴大，但是同時也需要認識到，城鄉之間仍然存有巨大的差距，截至2019年，城鄉每萬人醫生數差距約為14.47。

       綜合圖23—25的內容可以發現，雖然2017年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使得城市人均醫院數低于農村，但是這并沒有對城鄉間人均床位數和人均醫生數的差距產生逆轉，城鄉間人均床位數和人均醫生數仍存在巨大差異，并且有繼續擴大的跡象。

       城鄉間這種收入、消費和公共服務供給的差異，是導致農民工大規模流動的重要根源。如圖26所示，2008—2019年間農民工規模持續擴大，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農民工流動首次出現負增長。從圖26中也可以看出，農民工增速在2010年達到最大值，此后逐年降低。農民工增速的這種變化與城鄉收入比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后者在2009年時達到頂峰，并在此后的年份里逐年降低。這意味著，城鄉間收入差距的縮小，有效地減緩了農民工的增長速度。

四、數字技術影響農業發展和城鄉融合的經驗研究

       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不僅是農村勞動力的釋放與農業產值比重的降低，更重要的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城鄉一體的融合發展，數字技術為此提供了巨大的機遇。例如朱秋博等（2019）[1]與李欠男和李谷成（2020）[2]等學者均一致認為，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本文利用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1998—2016年的面板數據檢驗農業勞動生產率與互聯網普及率的關系，兩者均取對數形式，結果如圖27所示。可以發現，當互聯網普及率較低時，對農業勞動生產率影響甚微，但是隨著互聯網普及率的進一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將呈指數型增長。這也就意味著，積極推動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的擴散滲透，對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具有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

       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的擴散還有助于縮小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同樣利用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1998—2016年的面板數據檢驗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消費差距與互聯網普及率的關系，其中城鄉收入差距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衡量，城鄉消費差距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之比表示，結果如圖28—29所示。可以發現，隨著互聯網普及率的逐步提高，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鄉消費差距均呈現出穩定的直線下降趨勢，這也就意味著數字技術的擴散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

       數字技術對彌合城鄉差距的作用，不僅體現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鄉消費差距的作用上，而且對于推動城鄉間教育與醫療的均等化發展也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陳維宣和吳緒亮（2021）[3]指出，智慧教育還能夠推動發達地區和城市的正式教育資源向欠發達地區和農村流動，降低欠發達地區、農村地區及低收入家庭的受教育門檻，從而推動教育機會與資源的均衡化，加快人力資本積累進程。通過利用數字技術，促進智慧教育發展，將城市的高質量教育輻射到農村地區，與農村教育資源相互聯動，打破城鄉教育的二元鴻溝，推動農村教育高質量發展。

       互聯網作為重要的數字基礎設施，在城鄉間的發展呈現出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不同的特征。如圖30所示，中國城鄉間互聯網普及率的差距經歷了先擴大再縮小的歷程，尤其是最近幾年來，農村互聯網普及率大幅提高，這對于推動城鄉差距的縮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同時也需要認識到，我國農村互聯網普及率相較于發達國家農村地區仍有較大提升空間。早在2017年，全美二百萬余個農場中接入互聯網的農場已經達到73%，通過互聯網購買農業投入、進行農業營銷活動的農場占比分別達到23%、18%；2019年，英國100%的農民擁有手機，82%的手機能夠上網；日本大力推進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截至2019年日本農村計算機網絡化普及率達到91.4%（農業農村部，2020）[4]。

       根據我國《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中對農業數字化的近景目標來看，農業數字化短期有巨大的增長空間。如圖31所示，2018年農業數字經濟占農業增加值的比重近7.3%，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占總額比重為9.8%，到2025年均需提高到15%，提高近一倍左右；農村互聯網普及率到2025年更要求提高到70%，基本保持與城市水平一致，農村地區的數字化發展將迎來新一輪發展高峰。

五、數字技術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時代機遇

       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農業現代化是實現經濟社會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了“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決策部署，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中國城鎮化布局的兩點要求，一是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二是要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近年來我國城鄉差距的逐步縮小、農村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的逐步提升、農業技術的現代化發展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離不開農村地區基礎信息設施的完善和城鄉居民間信息壁壘的逐步消除。當前，通用數字技術的蓬勃興起與廣泛應用，為我國農業農村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大的時代機遇。

       一是以數字鄉村建設作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抓手。鄉村振興是新發展格局構建的重點領域，而數字鄉村建設是鄉村振興的核心戰略方向。數字鄉村建設的最優路徑是數實共生，即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首要任務是補齊農業農村網絡發展短板，加快云計算、物聯網、衛星遙感監測系統等泛在、高效、安全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傳統基礎設施（特別是農村路網和農村末端物流網）的云端數字化改造，彌合城鄉“用云量”差距。還需要充分利用智能設備、移動互聯網、物聯網、遙感、無人機等技術，“空、天、地”一體化采集農業農村數據，同時加快農機裝備數字化發展進程，形成覆蓋種植、加工、流通、消費、成本、價格等各環節的實時、動態全產業鏈數據采集和分析體系。在實現連接的基礎上，進一步搭建基于機器學習等算法驅動的農產品生產加工環境模擬仿真和病蟲害監測預警系統，農田建設綜合監測監管平臺，育種、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數字化服務平臺，農產品市場交易平臺和產地追溯管理平臺，推動數字鄉村建設從單點探索邁向系統突破。通過數字技術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的規模化、標準化水平，提升農業生產能力、管理水平、生產效益和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助力中國經濟健康綠色可持續發展、消費增長、城鄉融合和鄉村治理水平提升（吳緒亮，2021[5]）。

       建設數字鄉村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有效途徑，有助于促進全面重塑城鄉關系，推動形成城鄉生命共同體（曾億武等，2021）[6]。當前，我國數字鄉村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梅燕等（2021）[7]在總結發達國家數字鄉村發展的典型模式的基礎上，提出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需要堅持以農戶為核心，通過政府和互聯網為農戶數字賦能，構建電商平臺、企業、高校、貸款機構、網絡運營商等多方輔助的立體化數字鄉村發展模式。此外，需要格外引起重視的是，當前智慧城市與數字鄉村建設均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仍然延續了工業時代城市和農村獨立發展的路徑，但是數字浪潮的到來，為城鄉統合發展提供了新的戰略機遇，未來需要主動扭轉城市偏向的政策取向，認識到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的平等地位，除了發展城市和鄉村各自相對獨立健全的經濟系統，還要推動城市數字化轉型和數字鄉村同步并舉、協同發展，通過構建城鄉一體的數字化轉型體系，推動城鄉之間的生產要素、工農產品、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雙向流通與均等化發展，切實以數字技術彌合城鄉差距，凸顯城鄉特色。

       二是加快推動數字農業/智慧農業的發展。智慧農業是數字技術與農業融合發展的產物，屬于產業互聯網的范疇，加快推動智慧農業發展有助于促進農業技術創新，提升農業技術效率，優化要素配置結構，從而全面推動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既有研究表明，我國數字農業/智慧農業發展水平逐漸提升，但是整體發展水平仍然較低，相對發達國家而言仍具有較大的差距。目前，我國各省份數字農業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呈現出“東—中—西”由高向低逐步遞減的階梯型空間分布格局，尤其是西部地區大部分省市的數字農業處于中等以下水平，發展相對落后（張鴻等，2021）[8]。因此，學者們在總結數字農業/智慧農業發展的國內進程和國際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需要加快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補齊農村數字基礎設施與服務短板；誘導有利于降本增效的農業數字技術創新，加速新型商業模式在農村的應用推廣，推動數字技術從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全面擴散；構建面向農業農村的數字技能普及體系，提升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能力；設計有助于發揮數字紅利的多元主體享益機制，構建激勵相容的數據產權規制體系，讓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成果能夠更多更公平地惠及農業農村農民（殷浩棟等，2020[9]；鐘文晶等，2021[10]）。

       三是推動城市教育與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沿互聯網絡向鄉村擴散。城鄉間的生均教育資源和人均醫療資源仍呈擴大趨勢，傳統的通過增加農村地區教師數量、床位數量、醫生數量等的做法，往往會面臨激勵相容的難題，難以有效推動城市優質教育與醫療資源向農村地區的擴散。數字技術與農村地區傳統基礎設施融合不斷加速，進一步提升了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霍鵬，王星，2021）[11]；智慧教育與智慧醫療等新業態的興起，為縮小區域和城鄉間公共服務差距提供了新路徑。農村學生通過智慧教育平臺，能夠便捷地參與城市學生課堂教育與評估，降低農村學生接受城市教育的技術門檻，與城市學生接受同等質量的學校教育。農村居民也可以通過智慧醫療平臺，高效地實現遠程問診與會診，開具網絡處方并實現網絡購藥，足不出戶即可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質量的醫療服務。因此，智慧教育與智慧醫療平臺的發展，不僅推動了城市優質公共服務向農村的流動，而且能夠更好地滿足農村居民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多樣性，實現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供給。因此，未來需要促進智慧教育、智慧醫療等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構建普惠包容的城鄉公共服務平臺，推動城市教育與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沿互聯網絡向鄉村擴散。

       企鵝經濟學工作坊
       【研究組長】陳維宣 騰訊研究院研究員、博士后
       【研究成員】陳華垚 騰訊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清華大學博士生     程 曦 騰訊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項目負責人】吳緒亮 騰訊研究院首席經濟學顧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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